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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深层解析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具体包括两条规范识别路线，第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1)如何在法律技术上实现《香港基本法》对与之冲突的宪法条文的排除。[34]参见黄明涛：《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See Yash Ghai, Litigating the Basic Law: Jurisd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dure, in Johannes MM Chan/H L Fu/Yash Ghai ed.，Hong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p.44.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因此可以认为，一国两制写入宪法的那一刻，就在宪制层面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结构的重大变迁。来源：《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2)《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在文本上确实有冲突，解决方案是，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内或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问题，仍然实施《香港基本法》。See Lau Kong Yung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3HKLRD 778.[6]See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Master Chong Fung-Yuen, FACV No.26of 2000，Sec.6.16.2.[7]See HCAJ 59/2008，para.82-83.[8]参见庄真真：《宪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研究》，《一国两制研究》2015年第1期。
朱世海教授的观点可视为宪法特别法说的2.0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该条的第3项(普通立法权)与第13项(具体地创建特别行政区)本来就是分别针对不同问题的，不能仅因为其包含普通立法权的规定，就贸然认为其不可能与第31条共同构成一种规范束，并形成特别授权(制宪权)。在2015年同性恋婚姻合宪化判决之后，如何在同婚群体权利与传统宗教价值之间进行衡平，亟需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智慧。
卡根法官的支持意见相较简约，释宪理路与肯尼迪相近，但个别问题上则又有所出入。三是法学理论与学说均是从过去的司法实践产生，其前瞻性往往有所局限，一旦出现以往所从未出现过的新型案例，法官仍然会无所适从。科罗拉多州《反歧视法》的制定不仅没有充分考虑到基督徒的宗教权益，在执法过程与行政听证会上也均表现出对菲力普斯宗教信仰的敌意。（一）「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案简要1.能否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拒绝向特定顾客出售商品杰克·菲力普斯（Jack Phillips）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与蛋糕店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的莱克伍德（Lakewood）小镇经营着一家面包店，以手工制作艺术蛋糕而远近闻名。
（2）依证据而识别事实的思维。肯尼迪与卡根法官所撰写的意见书，一方面是要避免其他商业经营者效仿菲力普斯对同性恋者拒售与拒绝商业服务。
本案中，菲力普斯并没有歧视两名同性恋者，菲力普斯从来没有制作过同性结婚蛋糕，亦从不接受定制同性结婚蛋糕的订单。与美国最高法院对「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一案作出终局判决，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州政府败诉，审理本案的九位法官共撰写出四份支持意见与一份反对意见。相反，如果要求原告方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商业歧视，原告败诉的风险将会升高。（一）判例法背景下法官选择窄判与浅判的动因1.逐案审查机制下的案例累积效应以浩繁判例作为载体，在美国法学院内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欧陆法体系的法律释义学与法律教义学。
金斯伯格法官可能担忧：既然蛋糕设计师可以基于宗教表达自由而拒绝同婚者的订单，如果影楼摄影师、发型师、旅馆店主、房屋装修设计师甚至厨师恰好也是基督徒，他们是根据《圣经》而拒绝向同婚者提供设计服务，有可能使得同性恋群体的商业歧视更严重。七名法官「结盟」支持菲力普斯，但却给出了四种意见。桑斯坦教授坦言，对于「司法极简主义」拥趸者而言，有时「浅判」可能是相当糟糕的理念，因为有时候需要重新思考宪法基础理论才能使系列相似的案例迎刃而解，法官偶而也需要运用「宽泛」风格（large-scale）的判决，「一次一案」的方式有相应的弱点。肯尼迪与卡根法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窄判」，即本案的判决范围只适用于菲力普斯这样的蛋糕艺术设计师，其他商户仍然不得歧视同性恋顾客，已制作的普通蛋糕（异性恋结婚蛋糕）不得拒绝向同性恋顾客出售。
在2018年6月，对于「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一案，美国最高法院试图平衡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与反商业歧视立法之间的冲突，该案体现了美国最高法官九名法官各自的释宪心路、释宪方法以及不同的司法理念。对于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州政府无权制定法案宣告某一种宗教是合法还是非法。
科州政府违反美国经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与第一修正案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因此构成违宪。在判决书的第一部分，肯尼迪先是回顾了本案的基本案情与科州平权法案的立法历史，引用了《反歧视法》的一些条款，再简要概述科罗拉多州行政诉讼与上诉法院的司法过程。
通过法官个案的司法智慧与司法技艺的运用，大到总统选举、选区划分、推翻国会立法，小到结婚蛋糕定制、校园祈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权利，一些社会纷争被不断地交由最高法院终局裁决，这反映了美国最高法院顺势而为解决社会争端的能力。两名同婚者是购买普通蛋糕庆祝结婚，而并非是在强求菲力普斯设计与手工制作一块从来没制作过的「专为同性恋而设计的蛋糕」。针对不同类型的宪法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内不同法官的判解呈现不同的风格，法官有时采用宽判与深判风格，有时采用窄判与浅判风格。（2）在判决书的第二部分，肯尼迪肯定同性恋群体的权利保护，但同时也强调宗教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也受宪法保护，即使某宗教教义可能是反对同性恋。法官会在尊重先例的前提下，细致、严谨地比较不同案件之间事实与证据上的异同之处，并要求原告与被告各自履行举证责任与对法律问题答辩。与肯尼迪略有不同，卡根法官并没有直接认定「菲力普斯基于宗教原因拒绝出售商品不构成商业歧视」，而是通过认定科州行政部门存在「选择性执法」而间接支持菲力普斯。
科州上诉法院的判决被推翻，菲力普斯有权拒绝同性恋者的结婚蛋糕订单。再假设，另外一家婚纱摄影店的店主X，基于宗教信仰立场，在店门上注明：本店谢绝为同婚者或变性人服务。
与大陆法系宪法诉讼不同，美国宪法判决意见书中的「论理」对后案具一定的拘束力。宪法听证会结束之后，九名法官进行了重新组合。
卡根法官的赞同意见书简明扼要，核心观点是：科罗拉多州没有履行举证责任，证明科州《反歧视法》对公民宗教自由保持中立。一是认为从本案的客观事实看，两名同婚者只是向店主要求购买普通蛋糕，如果店主将已经制作好的普通蛋糕出售给二人，二人也可会接受，二人并没有坚持要求店主手工制作一块专为同性恋而设计的蛋糕。
肯尼迪法官的判决书主文包括三部分：（1）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州立法权力与公民宪法权利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即科州的《反歧视法》是否抵触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立法禁止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与卡根不同，金斯伯格法官认定根据本案的证据能够证明商业歧视的存在。假设第一个案例，基督徒A向菲力普斯购买蛋糕，要求菲力普斯在蛋糕上写上「同性恋将会下地狱」，菲力普斯明确拒绝，因为他不愿在蛋糕上用文字表达仇恨。在当代社会，一国的最高法院要面临着各种复杂而又高度争议的诉讼。
2.州内的司法审理结果：菲力普斯在反歧视诉讼中败诉结婚蛋糕订单被基督徒店主菲力普斯拒绝之后，两名同婚者于2012年9月依据科罗拉多州《反歧视法》对菲力普斯提起了反歧视诉讼。一些判解风格展现出「司法极简主义」（Judicial Minimalism），看似简约与平凡，但仍然可以映照美国宪法法官处理棘手案件的司法智慧。
律师出身的普通法系法官，审理合宪争议时借助事实与证据的判断，会依据前后案件事实的异同度与庭审证明度来决定是否适用先例。英美法体系有重视律师庭审诉讼技艺的传统，证据与事实的判断因人而异，个案事实认定及前后案例的相似点判断与法律条文无关，给法官留足了自由心证的空间。
2.金斯伯格法官的反对意见两名女法官金斯伯格与索托马约尔持反对意见，由金斯伯格法官撰写反对意见书。具体分析本案的结婚蛋糕争议而言，科州政府当然有权通过立法保护同性恋的权利，《反歧视法》禁止商业歧视是合法、合理的。
摘 要：「司法极简主义」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教授所提倡，主张宪法诉讼中的法官以「窄判」与「浅判」为主要的判解风格，透过一次一案式逐案审查机制调和权利冲突。或者两名同性恋想要购买杰作蛋糕店展示窗内已经做好的蛋糕，菲力普斯也不得拒绝。科州政府对菲力普斯虔诚的宗教信仰精神缺乏必要的尊重，过度干预了菲力普斯的宗教信仰。既然店主能够向异性恋与无宗教信仰的顾客出售蛋糕，而针对两名同婚者却拒售，这证明原告对某些顾客的性倾向存在商业歧视。
肯尼迪与卡根法官之所以判决科州政府败诉，是认为应当由科州政府承担证明《反歧视法》其尊重菲力普斯的宗教信仰，这意味着被告方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凡是异性恋或无宗教信仰顾客可以购买的商品，同性恋顾客也有权购买，更不得拒售已经制作完毕的成品蛋糕。
法官将依据其案件细节的判断，决定是否援引先例。宪法法院之所以将司法极简主义风格作为选项，是权衡两项成本的结果，即判决的成本与误判的成本。
菲力普斯相信：「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上帝对婚姻的意旨是：婚姻是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二是「司法极简主义」的法官「宁窄勿宽」，即法官通常只解决手边的近期案件，无需考虑未来以及如何处理远期的宪法案件。